当下舆论生态呼唤理性精神

不知何时起，中国的网络变成了情绪宣泄池。每天，论坛、微博、BBS等社区里充斥着各种情绪化、标签化的言论。有时，事实被肢解，甚至还远未浮出水面之时，就已盖棺定论。如果有专家出来为社会问题释疑，便有无数人骂其为“砖家”，认为其纯粹忽悠，完全不可信;如果有“富二代”犯法，则认为其肯定会得到司法的包庇，群情激奋;如果发生了一起事故或突发事件，则所有矛头都指向政府、指向体制，忘记了对政府和体制以外的因素，如人性、人为等进行考量。这些夹杂着谩骂、怒吼的言论构建出一个无比焦虑的网络环境，让本已焦虑的社会心理更加不安。

面对当下中国这种舆论生态，我们将其简单地归因于网民的素质显然是不科学的。需要追问其背后的原因，深究潜藏在宏观社会背景中的非理性情绪根源，才能理解这种网络情绪病。

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和腐败问题的凸显，一部分民众有很强的被剥夺感，对社会充满了愤怒，最后失去了情绪自控。一部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或成为为生活艰难奔波、看不到希望的蚁族。他们心里充满了受挫感，对社会产生了极端的愤怒情绪;此外，一部分进城农民工面对城市的冷漠和生活的艰辛，弱者心态凸显，对社会感到不满;一部分城市低收入群体及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的群体也对社会充满了怨恨。这些群体对富裕阶层的骄横和官员腐败高度敏感，容易情绪失控。如“北影学生打死清洁工案”发生后，媒体只简单介绍了事件发生的经过。然而，几个小时之内，网民便用异乎寻常的想象力进行了联想，对该学生贴上“残忍富二代”的标签进行谩骂，并对校方不公开现场录像及警方不公开调查过程进行了愤怒的声讨，甚至有网民称，如果校方不公开录像说明他们正在想办法让该学生逃脱法律的惩罚。

功利主义思想影响了民众的理性判断和独立思考能力。功利主义思想使社会群体以利益作为评判事物的唯一标准，忽略了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量。当一个人的利益得到满足时，他对任何不公平、不合理，甚至可耻的事情，都严加维护，不容别人指摘。如一些垄断企业的高管，明知垄断造成了很多不公，还是千方百计为这种垄断辩护。相反，当一个人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则对任何有意义的事情都嗤之以鼻，甚至全盘否定。如最近闹“血荒”，很多网民评论称自己不会去献血，因为献血之后得不到任何好处。这种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制约了理性精神的成长，眼前利益成为个人追求的唯一目标，价值判断、道德伸张、责任担当这些多角度的考量被抛诸脑后。

媒体眼球新闻理念的引导容易使事件标签化，从而引起舆论的非理性解读。很多媒体在改制成自负盈亏的企业之后，经营压力日趋增大，弱化了客观真实传播信息的使命，把位置让给以营利为目的的眼球新闻。为了吸引受众的关注，媒体不仅倾向于报道受众普遍敏感的事情，而且报道时用敏感标签作为标题进行突出，更有甚者，在报道内容里用暗示、强调、渲染等手法烘托氛围，夸大事态的严重性。类似的事件如“八毛门”事件。患儿父亲指责深圳儿童医院过度医疗，媒体在患儿病情还未明了之前用明显指责医院的语气进行报道，吸引眼球。网民的情绪受到引导，一边倒地谩骂深圳儿童医院。但后来患儿被证实确实患有先天性巨结肠，需做手术。媒体用眼球新闻报道的结果就是患儿的治疗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一家负责任的医院被卷入舆论漩涡中。

当下中国知识精英阶层本身缺乏理性，过分迎合流俗，对真理没有坚定立场，影响了社会的理性思维培养。“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一个社会理性思考能力的强弱与这个社会的知识精英阶层有直接的联系。儒家重视理性思维，对生死、仇恨，都有着理性的态度。自春秋以降，这种理性精神便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成为士大夫养身修为的参照。近代历史上，面对国家的积贫积弱，知识精英阶层高举“科学，民主”理性思想旗帜，对民族昏昧、无知的劣根性进行了批判。当下社会的知识精英阶层却有日渐非理性化的倾向，如发生在前不久的复旦大学为了迎接明星梁朝伟，不惜让学生停课去站岗的事情，便是典型的例子。一个大学如果失去风骨，便有堕落的危险。此外，还有一些著名学府的教授，经常情绪激动地进行谩骂，脏话连篇不堪入耳，失去了一个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理性平和，给公众做了不好的榜样。

种种原因，造成了当下中国舆论生态的非理性。这种非理性不仅会误导舆论，还会干扰到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我们需采取切实措施，扭转事态。首先，需大力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直接影响了民众的情绪，有必要在社会保障、大学生就业等方面加大力度，填补社会贫富的短板，改变社会心理失衡状况。其次，需改进司法体制，特别是要提高司法程序的可操作性、简便性、低成本性。大量权益得不到保障的人群靠网络炒作博取同情，进行维权，折射出维权渠道不通的现实。再次，需对媒体进行规范，让媒体回归报道事实、客观理性的轨道。在这个信息需求大增的时代，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媒体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公众对信息的吸收和判断。媒体支持什么批判什么，伸张什么贬斥什么，直接引导着舆论的走向。即便是在自媒体异军突起的时代，传统媒体的报道也发挥着解疑释惑、涤荡谣言的中坚作用。因此，让媒体保持客观立场，回归理性轨道，也成为了改善当下中国舆论生态的现实需要。(和菊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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